商办汉镇既济水电公司
张之洞批准宋炜臣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始末
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说到关系民生大计的水和电，不得不说说其创始人宋炜臣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1906年，宋炜臣以他商人的敏感、胆识和真诚，创办了“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自来水，治电业的前身），开创了武汉三镇近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之先河，把武汉人民从中世纪“秉烛汲水”的荒蛮岁月，拉进到近代城市的行列，同时，也给武汉这座城市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商机和发展空间，宋炜臣功不可没。宋炜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许多的武汉人对他了解很少，但老一辈的武汉人没有忘记他，《武汉文史资料》对他有大量的记载，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辞海》里把他收录了，也就是说，“宋炜臣”是上了《辞海》的人物：“宋炜臣（1866—1926）中国资本家。字渭润，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人。商人出身。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在上海创设燮昌火柴第一厂，后在汉口设燮昌火柴第二厂。并组织汉口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湘鄂开采铜、煤矿。1914年充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后在沪汉创办炽昌硝碱制造厂。”从中看出，他人生中的辉煌岁月是在武汉度过的，尤以创办汉镇的水电事业为胜，至今，“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的遗存如矗立于市中心的水塔，被列入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汉口的宗关水厂内，百年前建的欧式风格送水泵房，风姿绰约，屹立于花团锦簇之中；宗关水厂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是武汉市当今最大的制水厂——日产水量达105万立方米，也是中国最大的制水厂之一。
开创武汉的水电事业，宋炜臣虽功不可没，但没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慧眼、心智和锐意于“洋务运动”的决心，宋炜臣也会黯然失色的。是张之洞这位“伯乐”，在万马齐瘖之时找到了一匹嘶啸长空的“千里马”。宋炜臣秉呈张之洞的旨意，创办水电事业，虽历经磨难，终如愿以偿。
张之洞是走进《辞海》的当然人物。他是继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后期领袖，是清王朝最后一任军机大臣，即首席部长。在督鄂期间倡办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冶炼联合体——“汉冶萍公司”和“汉阳兵工厂”（仿日式步枪“三八大盖”，俗称“汉阳造”，就产自该厂）。张之洞走上舞台，今年武汉即将上演大型历史话剧《张之洞》。
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既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年代，又是世界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作为中国之中、长江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汉，真可谓“万商云集”；“五口通商”之后，汉口有租界（1861年），华洋荟萃的武汉，战略地位仅次于上海，西方列强已把视野投向武汉，占领市场。西方资本主义衍生的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随着竞争也进入了武汉，电灯、自来水已成为市民的渴求，它的便捷、卫生和时髦，是富人之急需，时尚之急需，城市发展之急需，兴办水电成了香馍镆。锐意变革的张之洞，深谙其理，多次在僚属和士绅中倡办水电之事。
1906年之先的10年间，曾有多人数起争办“水电”之事以相呼应。仅1898年至1899年就有欧阳萼、邹步贤、王庭桢等先后三次分别联名向张之洞申办水电，均因“查无真实股本，不过影射洋股，希图渔利”而被批驳；后又有张鼎坤，汪明源等联名请办，因查“并无华股，全是指借洋股”予以停办。一举虚假，一举假洋，均不符合张之洞“事关中国主权”之宗旨，均未实现。直到宋炜臣的出现才打破了创办“水电”之事举步维艰的局面。
宋炜臣是19世纪末来到武汉的，来汉前是代表上海燮昌火柴厂考察开办火柴厂的。不久，汉口的燮昌火柴厂办成了，宋炜臣出任经理。之后又开办了华盛呢绒军装皮件号（厂），厂址选在了现在的江汉路南端，靠近江汉关，当时叫“太平路”。这个厂与军队有关，是给清军做军服生意的。由此，宋炜臣与清军在汉的高官统制（师长）张彪，协统（旅长）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后曾响应“武昌起义”，出任北洋政府总统）等，过从甚密并以巨金捐得候补道官衔，被张之洞誉为“有为之士”。雄厚的资金、良好的人际关系，又长袖善舞捐得了“候补道”官衔，三者叠加，是“创办水电之事”的不二人选；更为重要的是，宋炜臣体察到张之洞拒绝外资办“水电”之事的旨意，邀集浙江、湖北、江西三帮的王予坊、朱佩珍、叶璋、万挥伯、蒋鸿林、朱士彬、丁维藩、叶世廉、蔡绍荣、胡敞等十余名巨商，于1906年6月在“华盛号”内设立筹备处，联名呈请筹办“汉口既济公司”。宋炜臣为何不明白地打出“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的招牌呢？商人的精明告诉他，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回避“水电“这个十分敏感的字眼，免去他人的谤侧和攻讦。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游龙是不会斗过地头蛇的；况且，前面提到的几拨人中有的是本土名人，有的有洋人作背景，刺激洋人也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打出的招牌里又深含了“水电”之意。原来，“既济”一词出自《易经》，是六十四卦之一，经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火者，电也！“水火既济”，真乃妙不可言！
张之洞收到呈报的内容，慧眼灵动，当即批示：“查自来水、电气灯两项，弭灾卫生，关系紧要；惟大利所在，迭经各国洋商恳请揽办，本部堂以事关中国主权，概行谢绝未允。其华商出面而暗附外股，希冀蒙允者，亦经本部堂查明，一概驳斥。且查水电两事，必须一商兼办，利益方多。兹据该职商等具禀创办汉口既济公司，在上海筹资一百万元，在汉口招股五十万元，另由汉口商民附股一百五十万元，共三百万元，具禀呈核前来。查该商等资本素称殷实，办事已著成效，所称集股情形，当不至别滋流弊，应即准其承办。惟此举前经本部堂谕饬该商等，由官提倡，应即筹拨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一律办理。至专利一节，上年九月准商部咨，凡有关振兴商业、挽回权利之举，创办公司准予专利者，须指定地方并咨部核定情形，分别办理。该公司所请，除租界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汽灯、自来水公司一节，其专办地方应指汉口而言，汉阳、武昌均不能包括在内。其专利年限，应俟商部章程施行，再行宽订年限。如所请，由本部堂委派大员一员总司该公司弹压、保护、稽查三项事务，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月结年总出入款目，应详报本部堂，以期周知商务盈绌，地方衰旺。”（《武汉文史资料》１９８１年６月第３期）
宋炜臣获得批准之后，为填实虚假的股本，不得不扩大征股，又结集了徐之棨、周鲁、张赓飏、赵凤昌、李坚、黄显章、朱文学等7人为发起人，这才明正言顺地把“既济公司”定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他自任总理，王予坊为协理。后查，王也有和洋人勾勾搭搭，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但木已成舟。别说，这种关系为日后的建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公司开创时的股本为300万元（每股10元，计30万股）。张之洞批示的，由湖北省官钱局资助的30万元官款，无特权规定，只起到“官督商办”的象征作用，由此看出张之洞的决定和良苦用心。
公司虽不准洋资参与，但技术、机电设备允许洋人参加和购买洋人的，这不涉“中国主权”。王予坊在只做生意，不涉主权的买卖中，派上了用场，由他出面沟通英国驻汉口领事，聘请英籍工程师穆尔进行总体设计：办公地址设在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即江汉路原武汉市供电局营业处）；水、电厂于1906年8月兴建，电厂选址在大王庙汉水边（现利济路南端），占地580英方，机器设备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三部，1908年建成送电；水厂选址在硚口汉水岸边韩家宗关，占地15557英方，另在后城马路（现中山大道前进五路东侧），修建八角形水塔一座，1909年9月开始送水，出水量为50000加仑，约2．3万立方米（每天）。
从此，中国四大名镇之首的汉口镇有了“洋水洋电”（其他三镇为：河南的朱仙镇；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步入了现代都市行列。1911年，清王朝灭亡，国民政府定汉口为特别市，除去他的地沿关系外，与“洋水洋电”不无关系。
武汉的城市之根，源自于该市东北一偶，不足一平方公里，已有3000年历史的“盘龙城”；而“水电”之根，则源自于百年前由张之洞批准宋炜臣创办的“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植下的“根”，如今已枝繁叶茂，值得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