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他开始做点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一百四十多年前，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才3岁的小弟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先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荣氏商业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是荣氏家族第三代的掌门人。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
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荣公熙泰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现在的荣巷已经并入市区，但仍保留了一条约400米长的老街，沿街还有150多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
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他开始做点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去时满载乡下的土产，回来时带回上海的日用品，一来一去，赚些蝇头小利，贴补家用。尽管他们日子过得仍然很艰苦，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百四十多年前，荣家和江南许多家庭一样，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时候，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那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进入后期，与曾国藩的湘军在常州、无锡、苏州一带遭遇。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才3岁的小弟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先生。
所以荣氏昆仲的祖坟是出了极大问题，可说丁财败绝！而荣氏昆仲的发积，完全是父亲荣公熙泰的坟的力量。
荣公熙泰於一九零六年扦葬於横山北赐福堂坟西，横山、东山、浒山是无锡的来龙尽结之处。荣家所有故世长者皆於一九零零年後扦葬於此地一带，成为家族墓园，为保护坟墓，荣氏昆仲将此地的数个山头买下，建梅园。1912年，先购东山进清初进士徐殿一的 “小桃园”故址建梅园；越十年，拓址浒山，後扩梅园至横山，面积达812亩。立意“为天下布芳馨，植梅万树；与众人同游乐，开园圃空山”。故倚山饰梅、依势赋景，随机设洗心泉、梅园刻石、紫藤廊亭、太湖石奇峰、天心台、揖蠡亭、荷轩、研泉、香海轩、诵幽堂、留月村、招鹤亭、小罗浮、秋丹阁、豁然洞等，更以建于1930年，高18米的念劬塔为点睛之笔，俯领梅海，湖山有情；另建乐农别墅、宗敬别墅、景堂、网球场、敦厚堂等，为园主起居及子弟读书、健身处。合官的相地，复经人文点染，遂成江南赏梅胜地。1955年，荣毅仁先生按父亲荣公德生遗愿，将梅园除乐农别墅外献给国家。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红色资本家”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不到，荣家却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荣宗敬墓，在无锡郊区胡棣乡湖山村的一个小山坡上。背依青山，面对太湖，环境优美。
荣宗敬(1873一1938)，名宗锦，字宗敬，无锡荣巷人。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胞弟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济南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兴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抗战初期移居香港，不久病逝。
墓建于1943年，修于1985年。1993年正值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其子鸿庆、女卓如，欣然出资，与地方合作，又重修此墓并扩建墓园。现墓道上建有花岗岩石牌坊一座，两柱一间，坊额上镌刻“泽被桑梓”四字，系上海市原副市长张承宗所书。整个墓园达12000余平方米。1994年1月24日，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荣德生墓，位于梅园茶果场西的孔山南麓。1953年建，“文革”初期被毁，1984年重建。
荣德生(1875一1952)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居士。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1952年7月病逝于无锡。其墓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占地195平方米。墓墩直径2.54米。高度1.8米。前设祭台，后立花岗石墓碑，碑文为“中华实业家、梅园主人荣宗铨先生之墓”落款为“刘海粟题”。 1986年7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荣毅仁让中国企业家世界闻名
荣毅仁生于1916年，是荣德生四子。荣德生对儿子的品德管教异常严厉，叮嘱他一定要宽厚待人，坚强不自满，并因此取名“毅仁”。
荣毅仁从上世纪30年代晚期起即投身于民族工业，成为拥有二十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的代表。
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杂志《幸福》公布了其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京逝世享年89岁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荣毅仁同志，因病于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荣毅仁简介
1916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
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2年—2001年3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2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
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1992年12月至1993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93年3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1996年9月9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是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1986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1992年12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
爱好：业余摄影、收藏相机、养玫瑰花；足球，尤爱女子足球。
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夫人：杨鉴清，有四女一子；儿子：荣智健。
荣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荣智健
荣智健简介
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这一年，中国大陆解放，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拥有近6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生活在新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本身又处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心，荣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那时候，荣家在上海的大宅院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陈设着红木家具和昂贵的瓷器、古玩、盆景，厅堂当中高悬着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荣智健小时候就在这里度过。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实行公私合营当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智健的父亲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荣家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已实行公私合营，家族中人一般就不再担任直接的经营管理工作，下一代人似乎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而不必从小吃苦。据一些当年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那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知名的“公子”。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年的荣智健就表现出了他慷慨好客、自信自强的一面，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也是他容易结交朋友，获得帮助的原因所在。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家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虽然体育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它东西所能取代的。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时期，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荣智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到了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化大革命”。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劳动教育”。内地首富荣智建现年63岁，其爷爷荣德生是中国棉纱大王，而父亲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除了家世显赫，荣智建拥有卓越的商业才能，他经营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用10年时间把10万变成40亿，还曾上演帽子戏法，仅用40亿就收购了价值70亿的恒昌集团，因此有人称荣智建是中国最强势的富豪。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自己相信是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然而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摘自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90408/1939607835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