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和荣家有众多相似之处：同样发迹于无锡；同样滥觞于纺织业；同样在1949年以后于政商、中港两方面持续发挥影响力；也同样显赫、庞大和神秘
在中国近现代工商历史上，无锡这个地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这个三千多年历史的苏南小城，因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在无锡之前，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史是史前史，在无锡之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又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衰落。
2005年10月下旬，因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去世，无锡再度为世人关注。同时，另一个和荣氏齐名的无锡商业世家重新进入大众视野——香港现任财长唐英年所处的唐家。唐家和荣家有众多相似之处：同样发迹于无锡；同样滥觞于纺织业；同样在1949年以后于政商、中港两方面持续发挥影响力；也同样显赫、庞大和神秘。
这个城市里，到底还有多少未知的传说和秘密？
卖布发财
对一个买卖人来说，最大的变数就是打仗。时局一乱，什么都没准。唐家的第一次迁徙和创业就是因为战争。
清咸丰十年（1860年），唐氏十六世唐懋勋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带着妻小从无锡城里来到了无锡东郊小镇严家桥。严家桥是个“比周庄要小的小镇”，唐懋勋在这里开了一家唐春源布庄，安定下来。
严家桥号称“小无锡”，要做布庄生意，严家桥自有它的好处。当地地方史专家吴维忠向记者分析了四个原因：一是原材料来源丰富。无锡本身虽然因为土质太粘不产棉花，但是严家桥往北是江阴，往东是常熟，都是产棉大区；二是交通方便，一条小河南通运河、太湖，北连长江，东至东海，原材料能够及时运进来加工，成品也能及时运出去销售；三是当地土高水低，只能种一季稻，劳动力有富余，因此家家都种桑养蚕、纺纱织布，有手工纺织的基础；四是唐懋勋之前在无锡东门就经营过布庄，驾轻就熟，有不少老客户，在战乱中糊口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布庄的饭并不好吃。据《严家桥史话》记载，当时经营布庄的资金投入比一般的商店都要多，筹措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向民间搭会集资、亲友借贷、赊购。不过，在店面开始营业之后，资金周转往往不灵，因为当地农民都没有什么钱，布店经常赊销。一般布店的赊销额要占全年营业额的一半左右，年终收不回的坏账达二三成。
几年以后，严家桥周边数十里的布庄几乎都倒闭了，惟独唐春源布庄经营得红火。其中的秘密在于唐家的经营模式。唐懋勋坐镇经营，他的两个儿子则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的产销地“坐庄”收棉花，再用收来的棉花和苏北、安徽的客商换棉纱，最后以棉花、棉纱和当地百姓交换织好的土纱布。吴维忠说：“这种花、纱、布的交叉销售、返回，就是一店多销、一石多鸟，所以获利特别丰厚，为唐氏家族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有了经营布庄的成功经验，唐家开始扩展经营规模，又开办了茧行、木行、典当行。唐家很快成为严家桥的地方显赫，不仅收购房屋，修建唐氏宅院，还修建“唐氏码头”，先后置田六千多亩，并且翻建了一座“唐氏仓厅”，以供囤积粮食之用。
由于唐家的到来，严家桥纺纱织布的人多了，带动了整个产业，严家桥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集市。一直到今天，针纺织仍然是当地的带动性基础行业，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5%以上。
这个时候，小小的严家桥已经不能满足唐氏生意的扩张愿望了。唐氏后人唐建年现在是无锡太平洋针织公司的副总经理。唐家在无锡的后人里面，现在只有他还在纺织商业经营的领域里。唐建年说：“当年唐家的生意做得好，市场已经完全打开了，武汉、上海、重庆都有客户，如果还在乡下，就受制约，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
“西装取代马褂”
唐懋勋有八个儿子，其中六子和七子继承了他的生意，发展成两支。六房的代表人物是唐保谦和儿子唐星海，创建了无锡庆丰纺织漂染公司。七房的代表人物是唐骧廷和儿子唐君远，创建了无锡丽华布厂、丽新纺织印染厂、协新毛纺织染厂。
在唐家人看来，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是纺织业起家的，中国人讲究衣食住行，“衣居于首义”，而且当时全国的纺织企业算上外商也没几家，加上布庄经营的资源优势，办纱厂是明智的选择。
从布庄到纱厂，首先面临的是资金问题。当年，唐保谦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揣着两千大洋就来了无锡。这点钱办纱厂远远不够，唐保谦决定先开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1902年，他与人合股，各出资两千大洋，在无锡北塘运河边开办了一家永源生米行。1910年，又集资九股开办了九丰面粉厂。唐建年解释说：“当时的百姓还比较贫困，所以经济还是以吃穿这样的必需品行业为主，无锡的四大家族也都和面粉、纺织有关系。”
1922年，唐保谦和人集资十三股、共一百万元，创建了庆丰纱厂，这标志着唐家就此进入了现代工业领域。这个转变是 “西装取代马褂”，其中有个关键人物，就是唐保谦的二儿子、“海归派”唐星海。
穿长袍马褂的唐保谦曾经评价自己这个穿西装的儿子，说他“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不过后来证明，他却是一块做生意的好料。1923年，唐星海从美国麻省理工纺织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回到无锡继承家业，担任庆丰纱厂的副总管和纺织工程师。后人评价他是“新一代的企业管理专家”，正是他的改造使庆丰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
在技术上，唐星海设立了一个实验车间，进行技术革新。据《中国百年商业巨子》记载，在实验前，每个工人只能挡一台布机，实验后则增加到四台。实验前每件纱的售价是180元，实验后则涨到了184元。全厂当时数百台布机、近万件纱，效益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相较之下，人才和制度的革新更急迫。对于人才，唐星海一方面重金挖角，以十根金条、一栋洋房的代价请来日商内外棉厂厂长魏亦久做厂长；另一方面，他主办了“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作为智力投资，进行长远的人才储备，学制三年，学费微薄，课程实用，而且毕业之后就能够享受职员甚至更高的待遇。这在当地非常轰动，广告说明只招收36人，前来报考的有上千人。
吴维忠的父亲曾经在无锡唐家的纱厂工作过，他回忆，那时候的纱厂上下班都是拉汽笛的。唐星海则从美国购入了打卡装置，实现了制度电控化。当年的《本厂职工规则》规定：“应忠实勤恳，操作严谨，摈弃恶习，遵循本厂一切规则”。具体到保养维修制度、生产操作守则，都相当地细化和严格。
在此之前，传统纱厂都采用领班工头制，搜身打骂的劳资矛盾时有发生。唐星海则在严格管理之外，建立了职工福利制度，浴室、医疗、学校、宿舍、伙食无所不包，算是全方位的。以食堂为例，规定男工七人一桌，女工八人一桌，一律一荤二素一汤，男工每人每日扣取伙食费一毛五分，女工则扣一毛。
这些改革的社会影响很大。当时《新无锡报》报道说：“各机排列适合科学管理，出货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节省，迥非旧式机械所能企及。”
到1932年5月，唐家庆丰纱厂的纱售价229元1角，而荣氏家族申新三厂的纱售价则是215元5角。1936年，庆丰年产值1143.5798万元，盈利110.0652万元，达到创厂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为什么是无锡？
无锡是唐家得以成为一个工商家族的关键词。从严家桥到无锡的过程，是唐家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从做买卖到办实业的过程，也是从生意人到企业家的过程。在无锡，唐氏真正成为一个对中国民族工商历史产生影响的商业世家。到二战前夕，无锡进入民族资本最为繁盛的时期，成为全国工业基地，形成了六大家族鼎立的商业格局，其中，唐氏家族的资产占20%。
为什么无锡能够对中国近现代的商业发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无锡人特别会做生意吗？
无锡市委干部吴金海和唐家常有接触，他这样解释无锡人的生意头脑：“你看无锡的特产就知道了：一样是面筋，又大又空，看着实惠其实根本不费料；一样是泥人，材料不过是不花钱的泥巴。”
唐建年则将此归功于无锡的商业传统：“无锡是个商埠城市，以工商为主，工业理念起步比较早。相比之下，苏州则是文人传统，而常州的起步则比无锡晚，没有赶上时机。”
善于把握时机，这是无锡商人的一大优势。现代历史上无锡工商业有三次大发展的机会，都和战争有关，而无锡人都把握住了。
一次是一战期间，美英忙于欧洲战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了一个起步的机会。
一次是二战前夕，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潮流。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日纱销量锐减，倒出了一大片市场空白。唐家看中这个契机，抓住了一个新的市场空白——漂染布，很快占领了无锡漂染布的大半市场，并且延及沪宁一线。到1936年底，唐家庆丰的漂染业务从集资时候的八十二万八千九百元增加到了八百七十万元，增长了十倍。
再一次是二战期间，日本轰炸，无锡沦陷，工商巨头们顺势将主要力量迁到了邻近的上海。一来上海的租界可以确保安全，二来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出口方便，银行业发达。这些优势都是无锡所没有的。唐家也就此完成了家族历史上的第三次迁徙。
第四次迁徙是解放前夕，两支唐氏都迁到了香港。如今香港地区唐氏最广为人知的人物是唐英年和他的父亲唐翔千。唐翔千曾历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半岛针织董事长、香港工业发展委员会主席。
唐建年的父亲和唐翔千是同辈兄弟，小学、中学的同学，“从小一起读书一起玩”。唐父解放后留在无锡，一直在纺织厂做工程师。上世纪70年代，唐翔千回乡探亲，和唐父重逢，说的是乡音，穿的是布鞋，儿子唐英年默默跟在一旁，被人误认为是随从。
唐建年评价父亲说他是“一个稳妥的知识分子、内向的技术人员”。叙旧的时候，唐翔千劝退休的唐父：“60多岁了，还可以继续工作嘛”，唐父则说：“不想动了，就享享清福吧。”在唐建年眼里，这位堂叔父“不简单”，“稳重里头有创造的一面，和他说话同和我父亲说话不一样，他们的状态、人生哲学和定位都不一样。”
中间那几十年的时光，就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也是时代的分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