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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

REPOSITORY INTRODICTION
 
凌志军/文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六千五百元以后,连续十五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 
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一万八千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利益的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和全中国十二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南巡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七十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三千块,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的,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小平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这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四十八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两千股,很小的一次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十五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九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有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革”,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一百八十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一百元的“豫园股票”以一万零九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十年涨了三十三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五天涨了一百倍再加九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一万人,有三十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二十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三十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作老百姓的口头禅。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七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八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投资者》杂志如此这般地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 “文化广场”,匆匆赶来这里,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还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还有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他们通晓“移动平均线”、“RSI”、“M顶”、“W底”这些术语,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有些人还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显示器,或者一部装置股市技术分析软件的电脑,那时候这些都是新鲜玩意儿,所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门,全知股价情”时,别人都挺羡慕。
可是说归说,实际的情形却又两样:那几天是没有人能够“不出门”的。全城二十一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每人手中,又由后来者接过去,纸上密密地写着人名。其实,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名前边的序号。这种把人编成号码的办法乃是百姓自发创造,并由众人选举的“龙头”付诸实行。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比如“三六五号”,或者“五六三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现在二十岁以上中国人,全都经历过“排队的年代”,70年代以前他们缺粮食、缺棉花、缺钢铁、缺煤、缺电,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丝花生油。80年代他们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电冰箱洗衣机……紧缺的感受让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疯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韧性,也让人人精通了排队的艺术。现在,他们要用这种精神和这种艺术去抢购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认购券。“有了认购券,就是有了钱啊!”排队的人们把这话连同号码一块传递着,以为发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前边等着他们的除了那些 “新股”之外还有什么。
1992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一百五十万,不用说,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员组成的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煞费若心,弄出四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谁都知道这种讨论不会有结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赚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工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警察也想乘机捞一票。就这样扯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平衡。问题回到领导小组。这导致领导小组犯了一个错误:把1991年的老办法捡回来再用,其核心环节是发售“新股抽签表”。简单地说,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十张表,十张表中一个签。
8月7日,此令颁布。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原来二十五元的现在一百元,原来三十元的现在二百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一百块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买路钱是过不去了,就说,“二十吧,不都是咱们国家的土地嘛。”“最少八十”,两个兵娃说,“要不别想过。”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如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进来,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规矩。一个记者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二十一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两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都显得虔诚、公平而又严肃,令人感动。”
他还没有算上这些人背后的那些人呢。根据《牛熊大搏杀》这本书里的记载,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了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袋装满身份证的包裹,有十七点五公斤,不禁惊呆了。
“我们称过的”,邮政小姐说,“八百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如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一种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执著和坚忍不拔,在午夜的空气中凝聚,安全感却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时候,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四十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八十万人。疲倦和焦躁的人们终于不能支撑紧张的气氛。像排队者的组织一样,冲击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五百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潮水一样翻滚着。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已经二十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这情景原本是预告大难临头的,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还在相互勉励呢:“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于是提前派出警察,接着军队也出动了。中午十二点,军警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小跑开进来,手里拿着警棍,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队伍里的人摇摇晃晃地站稳脚跟,恢复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发现有了新的麻烦: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然而还有更加令人难忍的事情: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一个男人说了一句“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厕所。警察的确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因为去了一趟厕所就丢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里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个在现场感受到这种折磨的记者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拥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一百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四十八小时,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来了,泼在身上,那么毒辣,让人头晕目眩,可是人们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个方向。一辆辆运钞车开过来,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手持长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守卫。照往常的情景,这会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开的那个瞬间,前边人声鼎沸,后面蜂拥向前,万众一心,人群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叶小舟,风雨飘摇。一个记者赶到红岭路去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就像疯了一样,随即被更加疯狂的人群淹没了”。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向前冲,还好,还有没疯的人。几个警察冲进去,把她从人们的脚下拉出来。他正在替这女人庆幸,一抬头,看见 “那些买到了表的人正在冲出来,一位男子一头跌在树阴下,呕吐不止”,显然是一天没吃没喝,所以只是哇哇干嚎,什么也吐不出来,通红的脸憋得惨白。又一个小伙子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靠在路边果皮箱上,手上拿着一小叠表,呆呆地看着继续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动,就像傻了一样。“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这记者形容当时的情形:“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王文军,航天部住在这里的一个职员,和十个同事一起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身心俱疲。三天前,这些人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个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拼着性命挤到现在,大家来不及倾吐满腔苦水,开始清点战果。王没有料到,十几个姐妹只有她一人买到十张表,其余都是空手而归。大家解开胸襟,从贴着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透汗水——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张一张揭开,擦干,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都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屈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